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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百年开发史(之二)

http://hegang.dbw.cn  2017年06月06日 10:09:32

□冯来元

  公司改制官商合办 资金匮乏举步维艰

  1919年末,沈松年辞去经理回鹤立家中,煤矿公司群龙无首,留下的诸位董事不懂技术,而且资金匮乏,致使举步维艰,再加上孙丙午存心不良,图谋篡夺公司领导权,公司几近瘫痪状态。有人主张向外国人借款,此时日本人也蠢蠢欲动,多次派人前来交涉,欲乘人之危,夺取矿权。公司董事长增韫还是有一定爱国之心的,坚持由国人独立经营,不许外国人插手。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1919年(民国8年)11月向黑龙江省政府请求资金援助,并要求派员担任经理,此时黑龙江省督军、省长孙烈臣(接替鲍贵卿)满足了他的要求,拨下部分官股。增韫致电称:“承蒙拨官股接济,无庸外借他债”,这就是官商合办的开始。孙烈臣在下拨官股的同时,派出原陆军总署顾问赵文清来到鹤岗煤矿公司,由他接管了煤矿的权力。赵文清于1919年12月5日接到黑龙江省实业厅聘书,还是具有敬业之心。他于1919年12月9日至1920年1月17日,在哈尔滨、佳木斯、莲江口以及鹤岗进行矿山实地考察,并拜访沈松年,请他出谋划策。同时开除孙丙午,但是,沈松年感到好马不吃回头草,没有重新回到煤矿就职。

  1920年(民国9年)元旦这天,在赵文清主持下,兴华煤矿公司改名为鹤岗煤矿公司,由商办改为官商合办。并在哈尔滨设总公司,地点在道外正阳街(现景阳街),悬挂牌匾名曰:黑龙江驻哈鹤岗煤矿总公司。

  改制以后的鹤岗煤矿也并非一帆风顺,在股东会议上所确定诸事项,没能得到充分落实,特别是股金不到位,致使鹤岗煤矿公司资金拮据,黑龙江省的官股,前后只拨来大洋20万元,而吉林省的官股有名无实,终未拨款。采掘作业仍靠笨重手工劳动,煤炭外运仍无法解决,生产还是处于十分困难境地。首任总办赵文清只干3个月便告假而去。1920年8月,孙烈臣派来原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刘尚清正式接任鹤岗煤矿公司总办,并带来部分资金,开始购置矿山急需的生产设备,煤矿有了明显起色。刘尚清为了矿山发展殚精竭虑,日夜辛劳,终积劳成疾,至12月刘尚清也因病辞职。刘尚清虽然干得时间不长,但是,他为矿山今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提出未来发展的远景规划。他在任期间于1920年(民国9年)11月,给孙烈臣打的报告把鹤岗煤矿公司的情况写得很翔实,他在报告中还曾信誓旦旦地计划,拟招收300名采掘工人,“每5人一个班计60个班,每班日出煤10箱,每箱1200斤,每日可出煤72万斤”如此,日产煤炭360吨,相当于建矿初期的10倍。其实,只要有资金,这个产量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刘尚清的报告还称:“据矿师云此煤十吨可抵抚顺十二吨之火力”,这意思是说鹤岗煤的发热量高,可以比抚顺煤的发热量高20%。

  在此有必要简述一番刘尚清其人,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于1926年被张作霖任命为刘奉天(辽宁)省长,在处理皇姑屯事件时应付时局,巧妙地应对日本关东军,保持当时的稳定,就是一段颇具机智的得意之往事。1928年12月29日,东北改旗易帜,刘尚清代表东北方面进入南京国民政府任委员。1930年12月,刘尚清就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是时任各部部长中唯一的东北人。刘尚清一生官运亨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病去世,终年78岁。

  官商合办以来,鹤岗煤矿公司在石头河西岸南二槽一带,新开煤坑7处,有斜坑有平坑,皆为简易小露天,生产出煤的6处,另有土焦窑8座。可向外出售焦炭,这是煤炭加工的雏形。一度效益比较可观。

  但是到1923年7月,因省库资金空乏、官股停付而停产。在以后的近两年时间里,矿山生产一直处于打打停停状态,此时的鹤岗煤矿公司人心惶惶,议论纷纷,有人主张吸收外资,主要是指日资,遭到多数爱国人士指责,另一种主张是恢复商办,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这时候公司负责人也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但是,鹤岗煤矿并非蓬间雀,是大鹏必有展翅腾飞之时。

  谭锡畴考察地质  吴俊陞改革矿山

  鹤岗煤矿虽然步履艰难,却引起了当时北京的北洋政府的关注。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各路军阀争权夺利,纵横捭阖,但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开发矿业等方面,有一定贡献。1923年(民国12年)北洋政府派出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到东北考察和开发矿产资源。派到鸡西的是著名矿业专家中国矿大的创始人孙越崎,到鹤岗来的是留美归来的著名地质专家谭锡畴。

  却说谭锡畴受官方派遣于1923年至1924年到鹤岗矿山考察,他历时一年时间,跋山涉水,走遍了鹤岗矿山的各个角落及鹤岗周边地区,并采用了当时所能利用的勘探手段,进行了准确计算,最后写出《黑龙江汤原县鹤岗煤田地质矿产》考察报告,刊发在1924年12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的《地质汇报》(第六号)上,笔者在2015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到这份珍贵文献的原件,并拍下部分照片。在这期《地质汇报》中谭锡畴的报告排在首篇。这是关于鹤岗矿山最早的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全篇约18000字,并附图5幅,主要内容包括鹤岗的地理位置、气象、地形地貌、交通运输等,重点是煤田地质,记载有岩层构造,岩石性质,煤层赋存状况,尤其是地质储量,埋藏深度,煤层产状要素,以及当时的开采状况,经营运销情况等等,报告还就兴修铁路事宜做了充分可行性论证。其内容之翔实、立论之准确,空前未有。这份文献为以后鹤岗矿区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依据。黑龙江省当局根据这份资料,决定对鹤岗煤矿扩大投资、兴修铁路,从而使陷于停顿状态的鹤岗煤矿恢复生机,获得了新的发展。笔者认为,在鹤岗煤矿开发史上,谭锡畴的功劳,不在曹凤阳、沈松年之下。

  报告中肯定地说:“鹤岗煤田煤层之厚,在三省实不数睹,煤质之良视开滦也无容多让。论矿量可开采百余年,论营业数千里无竞争,诚北满第一煤田也。”又说:“如能于交通障碍设法扫除,则矿业发达可翘足而待也。”他着重论述了只有修筑铁路,便于煤炭外运,鹤岗煤矿才能兴旺发达,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条出路。他说,由鹤岗至佳木斯120里,“途中无高岭大河,修筑较易,唯半截河夏日长积水修桥稍费工,且附近森林颇多,枕木价亦甚低,将来修路是所费当能减少。”他还建议应该开凿3处大井,改造工程,有斜井有竖井,以便将来大量开采,在斜井中采用气动力绞车提升运煤。这个报告技术含量极高,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技术文献。

  谭锡畴的到来,使处于困难境地的鹤岗煤矿出现了转机,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谭锡畴在他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故欲矿业发达,非遇大实业家、大资本家热心毅力而为之,鹤岗煤矿当永无发达之日也。”

  当时大实业家、大资本家不是没有,有。但是需要有人来发动。由谁来发动?来了吴俊陞。1922年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孙烈臣调职吉林,张作霖派吴俊陞接任黑龙江督军并代省长。吴俊陞是张作霖的把兄弟,外号吴大舌头,他虽然出身绿林,却很有头脑。在吴俊陞的亲自过问下,1925年(民国14年)7月1日,鹤岗煤矿公司正式改制,由官商合办改为合资商办,原公司总办赵延寰继续担任新公司的总理,股金由原50万元(旧商股30万元,官股20万元)增加到150万元。其中,吴俊陞及其他军政要员共3万股,广信公司5万股,旧商股2万股,合计10万股,每股票面额为大洋30元,总股金额度为300万元。当时实际兑现缴纳150万元,占总股金额度的一半,这犹如给当时处于瘫痪状态的煤矿进行强心输血。于是,矿山重新恢复生机和活力,继续出煤。并且在不久的以后开始着手筹备铺设矿山至莲江口的铁路。同时,在北二槽首次采用露天开采,并开始使用蒸汽绞车提升。1927年(民国16年),鹤岗煤炭随着产量日增,销路见广,哈尔滨市场上开始有鹤岗煤炭出现。1927年鹤岗煤矿公司的年产量为133750吨,相当于办矿开始至1926年9年的总产量。1926年(民国15年)11月,公司总理赵延寰积劳成疾,病故于佳木斯,由梁作舟接任总理。陈甲三继续任协理。煤矿生产销售形势一天比一天看好。1928年(民国17年)春,驻在哈尔滨总公司的总务科搬到莲江口,如此更加直接方便地管理矿山事务。生产形势一派大好,但是,由于没有铁路,使得煤炭外运困难,仍然制约煤矿的发展。

  早在1921年(民国10年),还是官商合办时期,原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就考虑到修筑鹤岗铁路的问题,他曾多次与铁路方面联络,并派人将鹤岗的煤样及相关资料送到哈尔滨工商界人士,以证明鹤岗煤质良好、储量丰富,但是,好事多磨。反反复复,未能落实。

  1923年,谭锡畴到鹤岗矿山考察,对于修筑鹤岗铁路的问题极为关注。在他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如能解决交通障碍问题,则矿业可以更加兴旺发达。他用了很大篇幅论证了兴建铁路对鹤岗煤矿的发展的重要性,并且认真进行了可行性分析与研究。谭锡畴还分别对修建窄轨铁路和准轨铁路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得极为详细。谭锡畴的调查报告,对鹤岗煤矿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以后经营鹤岗煤矿的一些有识之士影响很大,他们无不认识到阻碍鹤岗煤矿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没有铁路,致使煤炭外运困难。

  鹤岗铁路的修建,也得益于吴俊陞。1924年(民国13年)2月,吴俊陞致函铁路督办领导人,再次要求修建鹤岗铁路,请予斡旋,得到的回答是“凡能维持之处,无不竭力”,不久解决了部分车皮和一些铁路器材。5月,吴俊陞再次致函铁路方面,请早日解决铁轨问题。也得到满意的答复。至此,修建鹤岗铁路问题已基本解决。同年11月,鹤岗煤矿公司在哈尔滨获得机车5辆,载重15吨的煤车75辆,以后铁轨也逐渐解决到位。1925年(民国14年)春,鹤岗铁路正式开工修筑,招募民工数千人,在莲江口至鹤岗矿山的全长55.6公里工地上,全线开工,昼夜突击,历时18个月,终于在1926年(民国15年)11月铺轨竣工,于1927年1月正式通车运营。定名为鹤岗铁路,为准轨铁路。在鹤岗建有矿山站和调车场,由调车场再到各矿区井口有牵出线,总长12公里。请注意,当时鹤岗矿山车站的位置就在现在的振兴广场处,那里是鹤岗最早的火车站。

  至此,解决了鹤岗煤炭外运的瓶颈问题。

  通车以后,每天从鹤岗矿山到莲江口发送5趟列车,其中一趟混合列车,挂有二等客车厢1辆、三等客车厢4辆,棚车2辆,平板车8辆,公事车1辆,其余都是运煤车皮。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每天往返于鹤岗至莲江口的列车,去时装得满满的煤炭,回来时带回各类矿山器材以及鹤岗士农工商所需用品,一派繁忙景象。

  正当鹤岗煤矿办的红火的时候,1928年(民国17年)6月突然发生“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吴俊陞也一并被炸身亡,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由万福麟出任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常荫槐任省长。

  上层人事发生变化,鹤岗煤矿公司人事上也随之变动。万福麟之子万国宾、常荫槐的侄子常绍裹二人均当上了公司协理。但是,总理梁作舟没变,根据原矿山事务所所长郭忠的回忆:“黑龙江省军政不合,人事方面互不相让,协理各出一人,总理任何一方都不能担任。因此,梁作舟才得继续任职。”

  1929年(民国18年)1月,又发生“杨常事件”(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被张学良处决),因此常荫槐的侄子常绍裹感到失势逃走,鹤岗煤矿公司大权遂落于万国宾手中。同年3月,鹤岗煤矿公司改组,总理由广信公司总经理谭玉祥兼任,万国宾仍为协理,但是他有实权,公司在莲江口设立驻矿事务所,任命郭忠为所长,副所长钱拱北。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矿山的直接管理,产、运、销均有较大发展,当年实现获利60万元,这是开矿以来的第一次获得如此多利润,全矿上下莫不欢欣鼓舞,喜庆胜利。因此,也得到东北政务委员会的通电嘉奖。1930年(民国19年)继续开采三槽、五槽、两个露天坑,铁路直铺到露天槽下,走跳板装火车,然后运出。煤炭产量比以往大大提高。也就是在这一年,万国宾担任总经理。万国宾是原黑龙江省督军万福鳞的儿子,是我们上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的哥哥。

  这时,东北的军政领导人张学良又投入资金60万元,购置机船1只、拖船2只、加强了松花江上的运输,煤炭产、运、销力度进一步扩大。到年终又获利65万元。当时上海《新闻报》、天津《国民日报》、东北《商工日报》均有报道,一致称赞鹤岗煤矿公司的“煤业兴旺,矿山发达”。从此鹤岗煤矿名声大噪,一时间吸引不少的人前来参观。

  东北军的其他政要,如常荫槐,杨宇霆等都有投资,只是他们由于身份的关系,没有公开以个人身份投资入股,那时张学良是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是全东北的军政领导人,常荫槐则是黑龙江省主席,他还是铁路总办。他们的投资是以代理人的形式出现的,他们的代理人名叫刘哲,此人也绝非等闲之辈,他是当时东北军重要幕僚,以后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主持建设哈尔滨著名的霁虹桥。至今,“霁虹桥”三个字还是刘哲留下的墨迹。后来他去台湾,而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没有官方任职,于是,她可以毫不掩饰以个人名义投资入股,因此她成了鹤岗煤矿最有影响的股东之一。

  1931年(民国20年)6月,鹤岗煤矿公司在哈尔滨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新董事会及监事会。刘哲,字敬舆,当选为董事长,这是当然的。于凤至、增韫、万国宾等人被选为董事,万国宾为鹤岗煤矿公司总理,王葆华为驻矿事务所(莲江口)所长,赵林为副所长。至此,鹤岗煤矿公司的股金已拥有300万元之多,其生产销售十分景气,管理机制也趋于完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1931年(民国20年)6月16日东北《商工日报》对此作了很大篇幅的报道。

  至此,鹤岗煤矿公司又开始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鹤岗煤矿从开发之日起,一直受到东北军政各方的关注,董事当中主要成员皆为东北军政人员,投资额也主要来自东北军政要员,所有,我认为鹤岗煤矿实际上等于东北军直属。

  然而,好景不长,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首先自编自导一出丑剧。他们自己炸毁柳条湖一段南满铁路,嫁祸于中国军人,然后,于晚上10时,向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当时,驻守在那里的是东北军最精锐的第7旅,近1万人。而进入北大营的日本关东军只有500人,20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吗?(还有一组数字称当时北大营守军9000人,日本鬼子600人,这也是15:1的关系)。当日本关东军向北大营进攻的时候,在那里值班的是参谋长赵镇藩,他打电话请示正在沈阳城里为他爹祝寿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荣臻接到电话,顿时麻爪。抓起电话请示在北京的张学良,电话已被日本鬼子掐断,他们急匆匆地跑到电话局打电话,此时的张学良大病初愈,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正在北京前门中和戏院看梅兰芳演出的《宇宙峰》,副官谭海跑到戏院报告,张学良急忙跑回他住的协和医院,张学良用电话请示南京的蒋介石,得到的回答是不准抵抗。北大营里赵镇藩得到荣臻传达的命令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由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一再严令不准打。使得日本关东军如入无人之境,在沈阳北大营杀中国军人,像切菜割草一般。一个名叫花谷的日本兵杀完中国人后,放声奸笑,还大喊大叫“真过瘾,三把战刀都砍歪了。”

  第7旅的很多官兵也是爱国的,最后,含恨撤离北大营。日寇一夜之内占领沈阳。一年以后,1932年8月11日,日寇向鹤岗进攻,驻守在鹤岗矿山的人称焦旅,旅长焦景斌,曾受马占山委派守卫矿山,但是,他们只是一支地方杂牌军,战斗力远不如训练有素的日寇,武器装备也十分原始,经过一夜战斗终于败退北部石头庙子山区,于是铁蹄踏进鹤岗矿山,鹤岗沦陷,日本侵略者以“逆产”为名强行霸占鹤岗煤矿。从那时起鹤岗矿山进入了极其悲惨的日伪统治时期。但是,矿山人民从不甘心做亡国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心抗战,驱逐日寇,东北抗联也活动在鹤岗矿山周围打击日寇,这是后话。

作者:    来源:鹤岗日报    编辑:苏德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