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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百年开发史(之九)

http://hegang.dbw.cn  2017年09月27日 10:52:08

矿工翻身  农民分田

□冯来元
 

  斗把头矿工翻身

  在旧社会,有一个行当,叫做“把头”,他与官府勾结,依靠封建势力,把持一方或某一行业,招聘工人,成为工头,残酷剥削奴役工人,称霸一方,甚至私设公堂,对工人严刑拷打,手下工人越多,把头的品位越高。封建把头制度都带有黑社会性质。“改革开放”以后的包工头与旧社会的把头很类似。

  伪满时期鹤岗矿山就是实行的封建把头制度。这是压在鹤岗矿山工人头上的一座大山。鹤岗矿山的把头机构叫“把头诘所”,总头子是大把头杜文祥,他的“官称”是“大柜”,人称杜掌柜或杜老板,也称杜先生。他手下还有层次不等的小把头。这些大大小小的把头不仅残酷剥削工人,还充当日寇的走狗,为虎作伥,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

  杜文祥原籍山东莒县。生于1892年,原本出身贫寒,9岁那年,正赶上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山东也不太平,杜文祥随家人逃难到外乡,住在一家的地窖里。适逢天降暴雨,地窖坍塌,除他一人幸免于难外,其他人都被砸死在里面。从此,杜文祥成了孤儿,流浪各村。

  杜文祥过早地懂得了世态炎凉。有人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信以为真,于是就学会了投机钻营,练得头脑灵活,谙熟世故。

  他15岁开始到东北混事,当过饭馆“跑堂”,当过妓院里的“大茶壶”。1925年,杜文祥被招工来到鹤岗铁路工地当苦力。由于已过而立之年,又有那么多下三滥的经历,又善溜须拍马,不久当上了小把头。铁路工程干完后,随着大把头到鹤岗煤矿,开始当小把头。日寇占领鹤岗矿山以后,为了掠夺煤炭资源,需要大量廉价工人。杜文祥看到机会来了,可以“大显身手”了。为了效忠日寇,杜文祥就用欺骗手段四处招工。那些年,关内各省连年灾荒,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卖儿卖女。杜文祥利用这个机会到关内招工,凭三寸不烂之舌,胡说什么“到矿山干活,吃的是白面馒头,猪肉炖粉条”等等。招来的工人越多,他的把头品位也就越往上升。没几年功夫,招来两万多人,以山东人为主,占70%以上,而且莒县人居多,至今鹤岗还有很多当年被召来的山东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其他的是河北和关里关外各省。就这样,杜文祥当上了鹤岗矿山的头号大把头,成为把头诘所的总办,他在鹤岗矿山,就是日寇之下、万人之上的“土皇上”。

  他剥削工人的手段繁多,首先从每个工人的工资里面抽出20%归入他的腰包。他还办了个工人食堂,不管你吃不吃,每天必须扣3角2分钱,而工人吃到嘴里的连一半都不到。工人往家里寄钱,都要通过把头诘所办理,有些钱根本没有寄出去,直接揣进了杜文祥的腰包。

  杜文祥在他的老家山东莒县置有房产12间,良田300亩。在青岛置有一座3层楼房。在济南开了同心成布庄和茶叶庄等三处买卖,还有40多间房产。在天津开设太平洋鞋帽庄。在鹤岗开了客栈和杂货铺。这些产业无处不渗透着工人的血汗。

  杜文祥老是装作一副菩萨心肠,初一、十五吃斋念佛,供着南海观音菩萨。他平时戴礼帽,手拿文明棍,长袍马褂,一派绅士模样。他从来不亲手打人,而是命令手下人打,甚至把工人送到日本宪兵队、“矫正院”拷打毙命。他也害怕工人报复,怀揣手枪,文明棍本是“二人夺”,保镖不离左右。

  1945年8月13日,苏联红军到达鹤岗,日寇仓皇逃窜,9月2日,日寇正式投降,杜文祥失去主子,成了丧家之犬。他并不甘心失去鹤岗矿山的权力,在无政府状态下,杜文祥建立起维持会,自任会长,仍然把持矿山大权,打着解决经济困难的旗号,发行煤票,借以中饱私囊,曾两次派人勾结国民党接收矿山。共产党、民主政府接收矿山,杜文祥感到末日来临,曾多次密谋刺杀革命干部。用他搞的“公会”(注意是“公会”,不是“工会”)和民主政权分庭抗礼。杜文祥还威胁工人说:“这年头叫谁死还不像整死个小鸡一样……”杜文祥罪恶累累,罄竹难书。矿山工人早已对他恨之入骨。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民主政权建立后,共产党岂能容忍封建把头继续欺压工人群众?对杜文祥等人实施控制,剥夺他们的权利,发动工人群众对他们进行斗争。在矿务局局长王其清和兴山市市长杜涛领导下,取缔封建把头制度,同时发动工人积极分子对杜文祥的“公会”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最后,取缔了“公会”,建立起由工人当家做主的鹤岗煤矿职工总会(工会的前身)。那时,中共党组织还没有公开,由职工总会开展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号召广大工人清算把头。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工人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广大工人群众一致要求清算杜文祥,有900多人联名控告杜文祥充当日本走狗、欺压工人的累累罪行。

  根据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的指示和广大工人群众的要求,矿务局局长王其清和市长杜涛领导矿务局和兴山市开展民主改革运动。首先在矿务局查封了勤劳管理所(即把头诘所改名)的仓库。狡猾的杜文祥却感到不妙,于1946年2月初跑到佳木斯住在勤劳管理所驻佳木斯办事处内。他在鹤岗有很多内线,他的干儿子、小把头都随时给他提供鹤岗的信息。几天以后,杜文祥接到内线密报,得知鹤岗方面正在找他。于是,他开始准备逃跑了。他很诡秘,不敢在佳木斯火车站乘车,而是跑到汤原,打算乘车逃往关内。但是,他何曾料想,刚到汤原就被被三江人民自治军的郝凤山发现。郝凤山把杜文祥带到鹤岗,关押在苏军司令部。为逃脱制裁,老奸巨滑的杜文祥开始疏通关系,居然收买了苏军司令官。杜涛市长带领工人代表与苏军司令官经过多次交涉,苏军司令官最终不得不同意将杜文祥交给民主政府处理。

  民主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于1946年3月初,以人民法庭的名义召开公审大会,对杜文祥进行公开审判,这是反奸清算的重要一步。会场设在矿务局办公室(即现在的鹤矿宾馆西侧“四五七”处)院内,搭起了一个临时台子,台前有一个大横幅写着“兴山市人民法庭审判大把头杜文祥大会”。由独立团政委兼矿务局政委刘仲甫为审判长,兴山市市长杜涛为副审判长,审判员若干人。从各矿赶来的工人和市民有8000多人参加大会,院里院外都是人。在台上就座的除了刘仲甫和杜涛外,还有矿务局局长王其清、独立团团长刘大兴,以及工人代表、妇女代表等。

  公审大会开始,首先,杜涛市长和王其清局长讲话。然后,工人代表张元昆上台宣读控诉材料。接着,工人群众以血泪事实上台控诉,很多工人失声痛哭。有的工人已无法控制悲愤的心情,上台痛打杜文祥,以解心头之恨。台上台下口号声如排山倒海一般。根据广大工人群众的要求,最后人民法庭判处杜文祥绞刑,立即执行。在现场支起绞刑架,对杜文祥行刑。

  大约50年前,一位老朋友的父亲、一位老工人曾向笔者讲述他亲自出席公审大会的情景,当时的杜文祥被五花大绑,身穿狐狸皮大氅,头戴水獭帽子。有人一把把他的水獭帽子打掉,戴上一个纸糊的高帽,上面写“大汉奸杜文祥”,审判的时候,审判长向杜文祥发问,杜文祥知道无法抵赖,能够老实回答,表示认罪伏法。很多工人上去抽打,最后,审判长、矿务局政委刘仲甫宣布判处杜文祥绞刑,全场连连高呼口号“好!”“绞死他!”执行的时候,绞了一阵以后,根据工人要求,又放松,让他零遭罪,台上有人问杜文祥:“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杜文祥回答:“我杜文祥罪有应得,我已经50多岁了,死了也不算早夭……”绞刑又继续执行。一个大汉奸、大把头、吸血鬼终于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在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据已故矿务局原办公室主任,离休老干部王世琳撰写的《筹建两级工会实况》回忆,控诉杜文祥的“工人代表”张元昆,本是杜文祥的亲信,受杜文祥指使,伪装积极,钻入工会队伍,他还藏有一支枪,后来民主政府把他清理出工会并没收了他的枪。还有一个张克勤,原本是小把头,和杜文祥关系密切,摇身一变钻入工会组织,伪装积极,经常到杜涛市长处搞假汇报,他也私藏一支手枪,被民主政府没收,但是,此人一直潜伏下来,混入革命队伍。

  斗争大把头杜文祥后,工人群众舒了一口闷气,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根据广大工人的要求,又召开了一次公审大会,将杜文祥手下的黑干将、大把头、大汉奸潘耀同处死。从这以后就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度,关闭压在工人头上几十年的把头诘所,搬掉了压在工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广大工人开始扬眉吐气。从那时起,矿山开始实行工长制,不久改成班、组长制,由工人当中选出班长、组长,都是有群众基础的老工人,带班干活。

  但是,还有一些杜文祥的追随者、大小把头没有得到清算,他们当中有些人对民主政府耿耿于怀,甚至伺机报复。于是,民主革命进入了第二阶段,开展以“挖穷根”为中心的阶级教育运动,开展“谁养活谁”的大讨论,是穷人养活富人,还是富人养活穷人?请东影演出《白毛女》、《兄妹开荒》,教唱《解放区的天》等。广大工人纷纷诉苦,用大量的事实,揭露把头的罪恶,检举揭发出一些民愤大的把头。经过一年的时间,先后召开了几次斗争大会。斗争了东山的大把头卢光武和刘作云、西山的“张白毛”和“小猴子”、南山的催班恶魔“庞大棒子”。他们是杜文祥的心腹、狗腿子,又是日本特务,民愤极大,欺压工人,无恶不作。他们在伪满时期,仰仗日寇势力,为虎作伥,手拎着木棒在工棚子里驱赶工人下井,工人的动作稍微慢一点,就用棒子打,有的工人因病不能下井,他们也学着日本鬼子的办法,摸摸脑袋热不热,只要脑袋热,有口气就得下井。斗争时,工人让他们跪在万人坑边上,祭奠死去的工友,最后执行枪毙。从此,工人的腰杆更直了,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的提高,工作热情越发高涨。

  斗把头清算出把头的财产,分给生活困难的工人8万元钱、9千斤食盐,其余部分作为合作社的资金。

  紧接着,又进行了清算配给站斗争。伪满时鹤岗有7家配给站,都是日寇的帮凶。他们往粮食里面掺沙子、糠麸等,短斤少两,克扣工人。其中,新街基的兴山制米厂和老街基的祥发东油坊是两家最大的配给站。清算后,把他们的机器设备分出一半交给政府,拿出50万元钱分给困难工人。以后又从清算的成果中发放了15700斤粮食、14800斤食盐、612间房屋,分配给工人。还对376间由工人承租的房屋实行减租,共减租金7900余元。

  不久以后开展的“刮大风”,进一步掀起民主改革高潮,工作队队长陈郁写了一篇《论工人路线》的文章,发表在《鹤岗工人报》上。这次运动搞得有点“左”,抓了很多不该抓的人,把一些爱国矿师和部分老干部也触及了。为此矿务局局长闵一帆和陈郁发生严重争执。最后,经过东北局领导介入,得到妥善处理。1948年3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专门召开解决鹤岗“刮大风”扩大化问题的会议,林彪、陈云、李富春、李立三、王首道、吕正操都参加会议,鹤岗的干部代表和工人代表参加会议。陈郁在会上做了检讨,东北局领导说:“我党只有中央路线,没有什么工人路线”。通过民主改革,广大工人感到真的翻身了,劳动热情空前高涨,顺利地开展劳动竞赛,支援解放战争。

  兴山的土改工作顺利开展

  随着矿山民主改革的进行,周边农村的土地改革也在紧张地进行中。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只有这样,才真正解决土地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于1946年5月,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在广大农村实行土地改革。6月20日,合江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省委书记张闻天贯彻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全面部署土改工作,提出了“一个中心,三项任务”的工作方针,即以放手发动群众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心,完成剿匪、支援前线、恢复生产三项任务。于是,合江省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兴山市的土改工作一直得到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的关怀和支持,兴山市的土改工作,正式开始于1946年秋,合江省委派出工作团进驻后,首先摸清底细,了解情况。

  兴山市以煤矿为主,农业只限于新街基三街和南郊的新华永芳、永昌、永华、永祥、永义、永兴、东安等村屯和一、二、三部落,以及北部的宝泉岭、王家店,由南到北足有100多公里。地广人稀,尤其王家店和宝泉岭两地居住的人更少,而且多以打猎采伐为主。除这两地以外,共有农村户181户,832口人,有耕地1008垧。其中有地主5户、富农8户。地富占有耕地210垧,车16辆,马48匹(这些数字与全国的贫农和地、富之间拥有土地的比例关系有所不同,因为此处到处可以开荒种地)。

  在新街基三街,工作队首先成立了由农民积极分子组成的3个农会。然后,开始放手发动群众。为了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对土改工作的认识,在新街基召开斗争大会,斗争了两家地主。进而,配合煤矿反奸、反霸、清算配给站,查封了几个资本家的制米厂、烧锅(制酒厂)酒厂、酱园和商号等。把他们的浮财分配给贫苦农民。

  当时,也出现一些极“左”的做法,把自食其力的小业主、小买卖分子,如翟延龄的德泰和药铺,本是抗联的地下联络站,由于翟延龄的地下工作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他的药铺也被农会给分了,翟延龄走投无路去了哈尔滨行医。

  黑松三角洲刮起土改斗争风暴

  绥滨县是鱼米之乡,土地肥沃。在光复时期,共有土地41036.6垧,其中地主、富农占有27905垧,占68%,中农占有部分的土地,而占人口80%以上的贫雇农占有土地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土地。多数贫雇农穷得叮当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穿的是更生布、麻袋片,吃的是土豆掺苞米面。冬天,妇女出门没有棉衣穿,围着破棉被坐在爬犁上。

  1946年2月,合江省委派赵振华率领东北军政干部学校的学员和东北军政大学的学员共同组成土改工作团,到绥滨搞土改斗争。

  土改工作团了解到,虽然光复了,但在绥滨,地主、富农、汉奸、恶霸仍然很猖狂,威胁贫雇农。在绥东有“四霸”、“胡黄二仙”。老百姓说:“四霸真够恶,恶棍当中坐,勾结土匪,霸占农民老婆”。“四霸”是: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都是恶霸地主。“胡黄二仙”是伪团长胡万发和伪警察黄明山,一个姓胡,一个姓黄,故称“胡黄二仙”。在县城里有恶棍、伪警长武会勤,还有伪街长吴昌龄,汉奸庞国光、赵世勋。

  通过工作团的发动,群众通过诉苦,广大农民思想解放了,懂得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压迫。开始相信工作团了。贫雇农开始揭发检举,控诉地主、富农残酷剥削穷人的累累罪恶。斗争了一些坏蛋,最后处决了16个恶霸地主和敌伪残余分子。1946年底,成立了绥东区农会,斗争掀起了高潮。北霸天王洪书逃避斗争,躲到了佳木斯。工作团派农会的积极分子到佳木斯把他抓回来批斗。还有伪乡长胡万发,大特务刘子范,经过批斗以后,由县政府批准处决,人心大快。

  在土改斗争的同时,建立了县大队和区中队等武装。县大队很快发展到420人,有长短武器120支。还有公安队70人,枪50支,区中队95人,有枪69支,民兵1057人,有枪55支。这些队伍主要任务是保卫人民政权,打击土匪。1946年6月,以“田九江”为首的土匪武装,勾结“刘山东子”匪部围困绥滨县城,县大队在保卫绥滨县城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在正规部队的帮助下打垮了“田九江”、“赵警尉”等匪部,为土改斗争铺平了道路。

  1947年,张闻天多次到绥滨县检查土改工作,认真听取县委书记许铁民(后任鹤岗矿务局局长)的工作汇报后,对绥滨的土改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1947年11月,中共绥滨县委和土改工作团根据张闻天的指示,认真贯彻《土地法大纲》精神,再次召开动员大会,然后分田分地。按政策,贫雇农分得了土地,无限感谢共产党。但是只分地还不行,必须把地主、富农的浮财挖出来,分给贫雇农。

  挖浮财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地主早把财产转移。如绥东区兴安屯大地主马玉林,顽固对抗挖浮财政策,多次斗争,没有结果。最后,还是从他老婆处得到突破,经过政策攻心说了实话。原来,他家早把贵重东西藏到大林村亲属家。工作队和农会带领民兵一下子挖出所藏10大缸贵重物品,经过评议分给19户贫雇农。

  1947年2月至5月,连生区共发动群众召开斗争会240次,清算恶霸地主42户,而这些恶霸地主多数在清算之前逃跑,他们知道地是无法保住了,但是浮财可以想办法保住。有些地主在伪满时期曾经有过被日寇分地的经验,他们知道只要把浮产(即浮财)留住,就可以东山再起。有一个地主说:“留得浮产在,何愁没买卖?只要有牲口,不愁吃和穿。”

  地主胡某在被清算之前就说:“三年二年不种地,饿不死我,你穷种没牲口、没吃的,看你怎么翻身?”反动气焰,何等嚣张?经过几次斗争,全家人信誓旦旦地说:“再找到一点东西,就枪毙全家!”地主的老婆还装疯卖傻。但是,有人已经揭发出,他家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挖出来。于是,派工作队员和民兵住进他家,终于发现蛛丝马迹,找到一箱衣物。这时,胡家的三儿媳妇向民兵磕头求饶说这是她个人的“小份子”,要求给留下。这个民兵很聪明,说:“只要你把‘大份子’说出来,我们可以不动你的‘小份子’。”这个民兵打开箱子拿出一件衣服说:“这是你的吗?”她说:“是。”民兵说:“你拿去吧,但是你得说出‘大份子’藏在哪儿。”结果挖出4大窖东西,有很多金银首饰,还有粮食7石,布匹2000尺,衣服500套。这回他们全家都老实了。

  地主“胡大旗杆”把一头牛藏到外屯,当他家的长工和工作队员把牛牵回来时,他还是不承认是他的,愣说是卖给他表弟了。经过调查取证,他也老实了。

  针对地主阶级的猖狂挑衅,工作团毫不手软,派出得力队员到外地把逃跑的地主抓回来,加大斗争力度,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使他们威风扫地,进而深挖浮财。

  斗地主挖浮财,取得了很大收效。仅连生区,除分地5987垧外,还挖出地主的牲畜407头,房屋44705间,粮食421石,枪支37支,洋炮67杆,子弹654发,大车50挂,以及其他农具、食盐、火柴、棉花、衣物、金银首饰等。解决了3000贫雇农的穿衣吃饭问题。很多贫雇农没有被子盖,现在分到了被子,平均每户贫雇农能分到两床被子。没有衣服穿的分到了衣服。

  到1947年末统计,全县共斗争地、富和敌伪残余1867户,其中,地主、富农1573户,敌伪残余141户,地主兼工商业被挖浮财者56户,伪满配给点7户。贫下中农分到牲畜703头,房子930.5间,车169辆,粮食1299石,衣服83185件,钱2115.7万元,布匹9727尺。

  广大贫雇农破天荒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又分得了胜利果实,脸上露出了笑容。有的农民把分到的斗争果实换了种子,准备春耕生产。他们高兴地说:“这回可是真翻身了,有地种,有房子住,有衣服穿。还是共产党好啊!”过大年的时候,工作队给贫雇农家拜年,只见一家贫农屋里贴着一副春联,上面写着:“宜入新春乐,吃完饺子炕上坐,要没有共产党,哪有这样阔!”充分表达出翻身农民的喜悦心情。

  1948年春耕前,绥滨县委、县政府为了有效地组织春耕生产,在自愿的原则下,积极组织农民变工小组,以农会会员为骨干,自愿结合,组长由农会委员担任。地、富不能单独组织小组,必须穿插到其他小组里面,便于监督改造。全县共组成1858个变工小组,占全县人口的95%都组织起来了。

  广大贫雇农积极抓紧春耕生产。4月5日这天是清明节,县委、县政府和土改工作团共同召开了有1000人参加的农民代表大会,总结土改工作,安排布置土改后第一个春耕生产,表彰劳动模范。号召广大农民积极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至此,轰烈烈的黑松三角洲土改运动胜利结束,翻身的农民满怀胜利的喜悦,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播撒希望的种子。

  萝北土改工作如火如荼开展

  “八一五”光复时,萝北县只有1万多人口。这里地广人稀,境内有广袤的大平原,土地肥沃。亦有原始森林,水系成网,资源丰富。全县按地理位置划分为萝北(肇兴)和凤翔两个区。萝北区即肇兴镇,伪满时期曾经是伪县公署所在地。光复后,亦曾作为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凤翔区即以后的凤翔镇,两次遭土匪围困与袭击,县长邵万财等人惨遭杀害。

  早在1946年7月,中共合江省委在萝北第二次建政时,就派出以雪浪为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进驻肇兴。但是,刚刚开展工作不久,便被土匪制造的“萝北事件”所破坏。至1947年夏秋之季,中共合江省委在张闻天的亲自主持下,再度酝酿与筹备萝北的土改工作。虽然晚于兴山和绥滨,但是,由于有了绥滨的经验,使得萝北县的土改工作开展得比较迅速,正是“春潮带雨晚来急”。

  1947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亲自安排布置萝北县的土改工作。张闻天选出两名土改工作团的负责人,团长方锐,副团长白如海。张闻天习惯地拿出地图,给方锐指点出萝北县的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并向方锐介绍有关萝北县的基本情况。

  10月3日,工作团经由兴山,到达萝北,进驻肇兴,把紧靠黑龙江边的伪县公署小院作为工作团的宿舍兼办公室。工作团根据萝北的实际情况,划分为4个小组。

  首先,工作小组分别到各个屯子访贫问苦,讲解共产党土改工作的意义,宣传土改政策。但是,工作并不一帆风顺。因为萝北的老百姓在伪满14年里深受日本鬼子的蹂躏,光复后土匪和国民党地下人员多次恫吓,散布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什么“中央军就要来了”等等,老百姓不敢接近工作团。根据这种情况,工作团深入到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家里,向他们宣讲共产党、毛主席是穷人的大救星,领导全国人民翻身解放。往远了讲全国的解放战争形势,推翻蒋家王朝。往近处讲打土匪,除暴安良。使群众知道什么是剥削,斗地主分田地是为了耕者有其田。慢慢地使得贫雇农思想逐渐开窍,提高了觉悟,开始向工作团反映情况,提供线索。工作团培养出一批积极分子。

  群众基本发动起来后,中共合江省委召开了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给萝北的土改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张闻天自始至终主持这次会议。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共中央“平山会议”精神,贯彻“土地法大纲”。

  12月7日,工作团以萝北区为试点,率先召开了贫雇农大会,参加大会的有305人,大会进行了3天。第一天传达贯彻省委会议精神,号召立即掀起反奸清算斗争,并制定了《萝北一区贫雇农委员会行动纲领》。第三天时把大会推向高潮。在肇兴镇召开了斗争现场会,有近千人参加。斗争了伪甲长、恶霸地主王永胜和日伪特务刘德俊。经过群众揭发、控诉,最后由工作团判处这两人死刑,当场枪毙。此事大长了贫雇农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老百姓纷纷议论说:“还是共产党好啊!真是杀富济贫,为咱们穷人办事”。

  从这以后在全县掀起反奸清算高潮,恰如暴风骤雨一般。

  到12月19日,仅11天的时间,在萝北区斗争并逮捕74人,其中地主30人(含恶霸地主2人),富农16人(含恶霸4人),恶霸中农1人,伪警特4人,国民党宣传科长1人,伪屯、保长10人。

  在斗争的同时,还没收了大量浮财,主要有黄金34.17两,现款219.28万元,烟土681.42两,马55匹,牛78头,猪127头,房子222间,粮食328.5石,家具价值163万元,其他物品价值2119万元。

  1947年12月4日,土改工作团的凤翔工作组冒着严寒,乘两辆马车从肇兴出发,开赴凤翔区,开始了凤翔区的反奸清算工作。这个区很复杂,有萝北区的移民,有外县的移民,很多屯子是土匪窝。

  最困难的是开拓移民,他们是在伪满时期从外屯或外县被骗到这里,为日本鬼子种地,受尽了日本鬼子和地主的欺辱和压榨,有的开拓移民没有房子住,就在露天食宿。日本鬼子每人每天只配给6两谷子,为了充饥,只好连皮带糠都吃,造成大便干燥。没有食用油,缺少食盐,加上各种疾病、瘟疫,开拓移民苦不堪言,死去很多人。

  伪区长、保长、地主同土匪多有勾结,在工作团进驻之前,他们事先搞起假“农会”、“自卫队”,实行假共产,并威胁群众说:“工作团来了,你们就说开拓移民每人分了1垧地、半间房子、1匹马。没有贫富之分斗谁去?咱们都是一个山沟的要抱成团。谁要是敢斗,等中央军来了小心你的脑袋。”还搞起了封建帮会组织叫做“会”,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会”规。

  12月31日,张闻天亲自写信,明确指出:“你们对开拓区的调查研究是正确的。你们在短短的二十几天里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你们的工作做的不错,很有成绩。开拓区的主要剥削者是那些依附日本人的村长、屯长。他们干尽了坏事,群众对他们有刻骨的仇恨,对他们必须坚决地杀!”根据张闻天的指示,工作团决定在凤翔区立即掀起斗争高潮,并提出了“把反动势力搞垮、搞光”的斗争口号。

  1948年元旦这天,凤翔区所属各屯统一行动,抓捕斗争对象。抓了恶霸地主、恶霸富农、土匪窝主、把头等等,共14人。经过调查发现,有些反动残余已经逃跑,于是就展开搜捕行动,在各屯发动积极分子协助进行搜山。仅用3天时间,抓回惯匪、胡子头、特务等13人,特别是抓回了逃亡佳木斯的恶霸地主兼开拓经理、罪大恶极的杨云峰、胡子队长杨本庆、国民党组织股长张露蹈、惯匪徐大胡子(徐吉恒)的大队副兰亭芳等人。同时,起出各种枪支及子弹等。

  在全区深挖过程中,培养群众骨干,陆续成立了村、区贫雇农委员会。1月23日,全区共斗争了地富24户,胡子头25人,警特19人,其他流氓、恶棍33人。经过公审,枪毙了其中的首恶者。广大贫雇农彻底翻身,无不扬眉吐气。贫雇农说:“过去让满洲国和胡子、地主吓懵了,这回有共产党给咱们做主,谁也不怕了!”

  1948年2月中旬,全县的反奸清算斗争基本结束。2月24日,翻身的农民过起翻身后的第一个元宵节,个个欢欣鼓舞,自发地组织起秧歌队,来到工作团院内载歌载舞,欢庆翻身解放,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白如海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热烈场面。遗憾的是,那些历史照片已无法找到。

  土改运动的胜利,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和胜利果实,从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把自己的优秀子弟送到解放战争前线,打老蒋,保卫胜利果实。在解放战争的3年中,兴山市和绥滨、萝北两县共有3052名青壮年参军入伍,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    来源:鹤岗日报    编辑:苏德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