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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百年开发史(之十)

http://hegang.dbw.cn  2017年10月30日 10:46:08

解放战争大后方  咱们工人有力量

□冯来元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派出10万军队挺进东北,收复失地,建立东北根据地。国民党也看好东北,在美国的帮助下,用飞机运送兵力,逐步占领南满的主要城市,当时,毛主席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做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决定,并电请毛主席同意。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又做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把根据地转向北满农村。在北满,最可靠的根据地是合江,当时称合江省,省会佳木斯,省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这里资源丰富,土地肥沃。三江平原、黑松三角洲,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地,资源丰富。兴山(鹤岗)位于合江北部,背靠苏联,南有松花江大屏障,得天独厚,比佳木斯还要保险。可以成为解放战争的后勤保障基地。因此,这里成为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后方。于是,党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把部分中直和东北局的一些重要单位搬迁到兴山(鹤岗),顿时,这块热土受到万众瞩目,充满生机活力,被称为东北小延安。

  因为战争的需要,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九后方医院率先迁到兴山,这里有建于1944年的日伪“炭矿”医院,4层大楼,条件很好,滑道钢窗,铜质大门,暖卫、电照设施齐全,全部水刷石地面,并有电梯和通风设备,日本鬼子刚刚使用不久就逃跑了,被矿务局接收,交给第九后方医院使用。这是东北民主联军最好的一所医院,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全力抢救四平战役下来的伤员。一个月以后,中国医大全部迁到兴山,遂将这所医院作为附属实习医院,两家联合使用。这所建筑已有73年的历史,至今犹在,就是现在的鹤矿医院住院部主楼。

  1946年6月初,东北军医大学到来。这是原在哈尔滨的伪满“陆军军医学校”,在爱国师生的保护下,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到达兴山后,将原东北大学医学院,原通化医学院(李宽和率领)合并,组成新的东北医科大学。

  1945年10月,党中央决定将在延安的几所高等学校迁往东北。其中,中国医大规模最大。根据朱德总司令命令,于1945年10月10日从延安出发,翻山越岭,艰苦跋涉。穿太行,跨黄河,向东北挺进,1946年7月到达兴山,与东北医科大学会师。

  中国医大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1932年创建于瑞金,当时叫红军卫生学校。跟随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达到延安。1940年9月,经毛主席提议,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1年毛主席为中国医大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题词不仅成为中国医大的校训,也成为新中国所有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座右铭。

  中国医大到达兴山,受到兴山各界的热烈欢迎。根据中央军委和东北民主联军的命令,与先期到达兴山的东北医大合并,以中国医大为主,组建成新的中国医科大学。由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担任中国医大校长兼政委,阙森华任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由矿务局安排房屋,把闲置的伪满炭矿大楼,维修后作为教学楼(至今犹在老建筑,原矿务局老办公楼)。原日本高级职员宿舍(日语称“圣寂寮”和“北黎寮”,以后分别称作西山大楼和武装部大楼)作为学生宿舍。更为有利的是这里有东北民主联军第九后方医院,可作为实习医院。新的中国医大在日寇投降一周年这天,即1946年8月15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学员共400多名。中国医大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入学就是入伍,实行供给制,发军装,配枪,夜里枕戈待旦,防止土匪袭击。

  在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进行的四平保卫战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东北民主联军有大量伤病员需要到后方紧急救治。当时的合江省政府曾要求兴山市在3天内接受1500名伤病员。医大边上课边救治伤员。九台战役打响后,伤员较多,医大决定停课,全力以赴抢救伤员,并派出一支战地医疗队,开赴前线抢救伤员。

  中国医大在兴山期间主要有三项重大功绩,首先,根据“一切为了解放战争”、“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办学宗旨,共救治东北解放战场下来的伤员1万余人,多数伤病员治愈后重返前线。师生曾组成1300多人的献血队,献血量达25万毫升。

  二是根据战争的需要,扩大招生,改革教学,尽快地培养战地救护人员,在兴山的3年时间共培养战争所需要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1731名,这些人才都能够开赴前线进行战地救护,现场做手术,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以后他们都成为我国医疗卫生战线的专家、教授和领导干部。同时,中国医大还为兴山市培训一大批医疗卫生工作人员。

  三是在防治鼠疫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有力地保证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1946年冬末至1947年初春之际,吉林西部发生严重鼠疫。这鼠疫原是日寇“731部队”遗留下的细菌所造成的,在疫区老鼠、跳蚤横行,已经有几万人死亡,交通阻塞,生产停滞。伪满时期日寇搞细菌武器试验,扑灭鼠疫的办法是用机枪将疫区包围,然后喷上汽油,用火焚烧,人畜房屋同时化为灰烬。共产党不能采取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当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沈阳、长春,并向哈尔滨逼近。此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可以说是腹背受敌。在这危急时刻,当时东北的主要负责人林彪,紧急召见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部长贺诚和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大校长兼政委王斌,指示由中国医大派出医疗队赶赴疫区,扑灭鼠疫。医大及时派出200名师生组成的医疗救护队,对病人隔离救治,并发动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及时有效地扑灭鼠疫,保护了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更为重要的是解除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后顾之忧。中国医大在扑灭鼠疫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出整套的防治鼠疫的理论,很多教员和学员通过消灭鼠疫的战斗,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东影为此拍摄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

  中国医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正规医科大学。她诞生在红都瑞金,成长在革命圣地延安,壮大在东北小延安兴山(鹤岗)。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国医大奉命逐步搬迁到沈阳,至1950年6月全部搬迁完毕。中国医大和兴山人民结下深厚友谊。

  在时任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的支持和关怀下,延安电影团和东北电影公司来兴山安营扎寨,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

  1946年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占领长春。由延安派来的干部舒群、袁牧之等人接管东北电影公司,原名“满洲映画公司”(协和话,简称“满映”),这是亚洲最大的电影制片厂。在我地下党和爱国员工的保护下,粉碎日寇的破坏阴谋,日本经理穷途末路自杀身亡。“满映”得以完好的保留下来。东北民主联军在撤离长春时,决定把东北电影公司迁往兴山(鹤岗)。搬迁工作冒着国民党飞机轰炸,从5月13日开始,于6月1日胜利结束。包括武装押运的全部设备和数百部电影拷贝等,以及大部分员工和家属。受到兴山市、鹤岗矿务局领导以及全市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由鹤岗矿务局和兴山市的领导为东北电影公司安排房子,主厂房选择了位于老街基一所日本小学的两栋平房,经过简单维修,改建成洗印、录音、剪接等车间。这就在现市政府大楼后面,原来那两栋平房。东影迁出以后,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为鹤岗文工团所用,后来也曾作过矿区图书馆。1979年平房拆除,在原位置上建起两栋4层住宅楼,现在也已拆除。摄影棚设在新街基的一所日本未完工的电影院,即后来的新光电影院。办公室由一个日军马厩改造而成。

  1946年8月27日,吴印咸、徐肖冰等率领的延安电影团一行40余人,经过9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到达兴山,同先期到达的由舒群、袁牧之、陈波儿、田方、钱筱璋(他们也都是延安电影团的成员)率领的东北电影公司会师。同样受到兴山市、鹤岗矿务局领导以及全市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矿务局的领导闵一帆等人,负责全部后勤安排。当时在兴山市的老街基地区,红军街一至八马路有184栋原伪满“炭矿”日本职员的住宅(俗称日本社宅),按照日本住宅设计,砖混结构,设有上下水道、暖气、卫生间等设施。室内全部木地板,上面铺榻榻米。那时的日本人没有床,也没有桌椅,进屋就是在榻榻米上席地而坐,或跪着,睡觉、吃饭都在榻榻米上。这些房子被矿务局接收后,曾分配给工人居住,但是,大多数人不愿意住,一是怕日本鬼子再回来,另外当时的人们还住不惯这样的房子,所以大部分空着,只是有不同程度的破坏,经过维修后就可以居住。因为中国医大和东影几乎同时到来,而且都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这些住宅全部给中国医大和东影作为教职员工和演员的住宅。这两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感到非常满意。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0月1日,在兴山正式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第一任厂长舒群,顾问袁牧之,副厂长张辛实,秘书长田方。这时在兴山的东影,真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演职员队伍人才济济,群英荟萃,有著名的电影艺术家方化、陈强、于蓝、凌元、苏里、王家乙、于洋、梁音等。

  71年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影在兴山诞生。它一经成立,就形成相当规模,堪称全国(包括国统区在内)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这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鹤岗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东影在兴山的4年时间里,完成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七个第一”,即拍摄了第一部大型系列记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译制片、苏联电影《普通一兵》。兴山被誉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和发祥地。这是鹤岗人民的光荣和骄傲。老革命家陈云、张闻天等都曾多次到兴山参观东影。

  东影在兴山期间与兴山市的老百姓结下深厚情谊,东影使兴山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培养出一批本土艺术工作者,为繁荣本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就住在原东影洗印车间的老房子,后来在原位置盖上四层楼房,我还住在那里,我的一个邻居女孩就是从那里走出去成为全国著名的影视演员的。老东影人回忆起当年的岁月说:“忆东影,最忆是兴山。”很多老东影人一直念念不忘兴山。最近由鹤岗兴山区、鹤岗日报社、市广播电视台等单位前往长春、北京采访到健在的老东影人和他们的后人,抚今追昔,感触颇深。

  自1949年4月初开始,东影分批迁往长春,至1950年全部搬迁完毕。1955年2月,文化部决定将东影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根据东北解放战争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认为兴山地处松花江以北,远离战场,地理位置安全,而且有充分的后勤保障。于是决定把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第二办事处搬迁到兴山,在此建厂进行军工生产。首先建一所炼钢厂,设在老街基“洋灰洞”外,即后来的矿务局机电总厂位址。修旧利废建成厂房300多平方米。1947年6月,炼出第一炉钢,保证军工生产所用钢材。手榴弹厂设在新街基伪满时期日本的一所医院和电影院旧址内,条件极为简陋。因为日军溃逃时进行了破坏,只剩下残垣断壁。建厂时,工人和干部就地取材,修旧利废,因陋就简,很快就投入生产,为前方生产出大量手榴弹。子弹厂最初设在矿务局仓库和日伪时期“矫正院”的旧房子内。1948年开始搬迁到南大营。这个地方原是日本兵营,日军溃逃时,遭到破坏,干部职工自己动手,修复厂房和宿舍(后来这个地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作为矿务局工干校)。在这里建有冲模、机加车间、弹壳、子弹头车间、木材厂(制作包装箱)等。这时已拥有大小生产设备300台套,职工1763人。

  为了保密,军工部第二办事处及其所属各厂,有一整套的严格规章制度。工厂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厂职工工作和生活都集中在大院内,外出时须持有外出许可证方可出厂,并须按时返回。所以,外部很少有人知道工厂的实际情况。工厂加强职工文化技术学习和训练,提高职工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确保产品质量。

  在艰苦的岁月里,军工部第二办事处所属各厂,克服种种困难,生产出大量手榴弹、枪弹,源源不断地送到解放战争前线,为东北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搬迁到兴山的还有一家重要工厂,就是东北造币厂,因为保密程度太高,没有留下任何资料。

  当时的兴山是抗战胜利后最早建立民主政权的地方,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作为解放战争大后方名副其实。

  1945年8月,日寇在溃逃前对鹤岗矿山的矿井、发电厂、水源地进行了严重的破坏,苏联红军进驻后又大量拆卸运走矿山设备,致使光复后的鹤岗矿山千疮百孔。整个鹤岗矿山停工停产,有些工人回老家或另寻生路。

  要恢复生产,首先得恢复供电。8月14日下午,苏军派人把爱国矿师唐光泽(鹤岗矿务局成立时被任命为副局长)找到“炭矿”办公室。苏军的一个中校把手枪掏出,往桌上一放,然后用命令的口吻说:“现在任命你为工程师,限在15日下午3点半以前修复发电厂,送电!”然后,又派一个苏军中尉协助工作,这个中尉叫加里宁,是莫斯科大学机电系毕业的,在修复发电厂的过程中,与唐光泽配合得还不错。苏军命令杜文祥安排工人与唐光泽一起工作。工人们在日伪时期饱受苦难,现在光复了,尽管生活条件还十分艰苦,但是大家的工作情绪却很高,当时正是三伏天,酷暑难当,大家光着膀子清理现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排除日寇留下的没有引爆的炸药和手榴弹。

  在抢修中唐光泽发现有两台机组被日寇炸毁,另两台机组经过修复可以发电,锅炉还可以用。但是地下管道已经溃烂,增加了工作量。到15日晚上8时,终于修复好1号和2号机组,利用那4台完好的锅炉,可以供两台机组(1750千瓦)发电使用。由于机械内部受损较重,实际发电能力控制在1200千瓦。经过检测后,唐光泽和加里宁一致认为,可以部分发电。于是,在8月15日20时20分,矿山恢复送电。送电后,加里宁中尉带领唐光泽到苏军司令部汇报抢修情况。苏军指挥官很满意,立即下令委任唐光泽为发电厂厂长。

  在水源地,日寇也进行了破坏。8月9日夜里,有几百名日本兵沿着大坝逃跑,有几个鬼子窜到地下室里的泵房。鬼子用枪托砸门,并用日语叫喊,里面的运转工唐万发就是不给开门,日本兵便匆匆忙忙炸毁地面的电机逃跑。嗣后,唐万发被民主政府授予“护厂英雄”光荣称号。

  爱国矿师曲宝贵是修复水源的总指挥,他找到苏军司令部,与司令官说,总库有两台大电机,你们已运走一台,还有一台我想借用一下。司令官不解,通过翻译沟通后得知,要用这台电机修复水源。司令官一听高兴了,因为他们也同样少水断电,答应给予帮助,还拿出白酒、罐头招待。临走时,司令官还给写了条子,除了电机外,又给一些电线等必要材料。曲宝贵找来一些老工人,说明修复水源之事,多数人表示不挣钱也愿意干,于是,组织15个老工人跟着他去修复水源。

  8月18日,曲宝贵等人持苏军司令部的条子,用老君堂的牛车,套上5头牛,到总库装苏军留下的电机。那时没有起重设备,全靠人力用滚杠把电机装上车。从老街基到水源地,有将尽10公里的路程。没有草料,工人们就把自己带的干粮拿出来喂牛,把电机拉到了水源地。大家拆掉被日军炸毁的旧电机,安装上新电机,调整好水泵,接通电源,一切准备就绪。曲宝贵打电话通知发电厂送电,顷刻电机轰鸣作响,水泵开始工作。大家进一步检查机械运行状况,反复进行调整,达到正常工作状态。过了一段时间,老街基打来电话,说来水了,大家高兴地欢呼雀跃。正在这时,商会会长陆本斋打发人送饭来了,大伙干了大半天活,正是又累又饿,于是开始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把酒祝贺送水成功,多少年来第一次这么开心。

  水、电一通,矿山的生活秩序开始稳定。到了1945年11月,王其清奉三江人民自治军之命,来到鹤岗担任矿务局局长,接管矿山。首先组织部分恢复生产先出煤,维持矿山工人的生计,然后逐步组织全面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当时,鹤岗矿山的生产矿井共3处,按现在就是3个矿,即兴山矿、东山矿和南山矿。共11对斜井,但是能够维持生产的只有兴山四井、东山一、二、三坑和南山一井,总的设计能力为105万吨/年。除此之外,还有几处小露天。

  1945年11月,中共合江省委任命刘仲甫为鹤岗矿务局政委。经过短期筹备之后,建立了中共鹤岗煤矿支部委员会,刘仲甫为书记,1946年7月17日兴山市委成立,李宽和任书记。党是解放区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在党的领导下,以工会的名义号召广大工人群众努力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由于日寇溃逃时对矿山进行疯狂地破坏,恢复生产遇到重重困难。当时的矿工在日寇14年的统治之下,受尽了奴役,缺衣少吃,形同乞丐,民主政府打开日本仓库分衣分粮。

  矿务局局长王其清找来矿师马盛成(上世纪50年代曾任鹤岗矿务局总工程师)、田欲学(上世纪50年代曾任鹤岗矿务局生产处主任工程师)等人研究恢复生产的办法。马盛成和田欲学一致主张先恢复露天,因为露天恢复起来比较简单,露天不需要支护木材,用人手刨镐即可出煤。而恢复井下周期较长。就这样,首先把南山二坑露天和兴山露天恢复起来了,很快就出煤。然后,用煤换回点小米,先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

  第一个恢复的矿井是兴山四坑(原称一井),位于现在矿务局东部500米处。这个矿井于1939年建成投产,年生产能力为21万吨,在当时是鹤岗最大的矿井,也是鹤岗矿山的主力矿井。伪满时期,日本鬼子实行掠夺式开采,造成这个矿井经常发火,整个矿井百孔千疮、零乱不堪。1945年8月10日,日本人在溃逃时,破坏了这个矿井的所有机电设备,造成矿井被水淹。日本人将矿井图纸资料全部烧毁,使得恢复生产困难重重。

  58岁的老工人罗善海,伪满时期在这个井口从事通风保安工作,他对这个井的各个巷道都了如指掌,在日本鬼子烧毁图纸资料的时候,他居然冒着生命危险抢出一部分资料,为恢复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依据。民主政府接收矿山后,立即任命罗善海为兴山四坑坑长。他和爱国矿师李桂元、杨廷祯、于兴隆等人带领工人日夜奋战在井下,处理各种险情,与水、火、瓦斯等自然灾害作斗争。罗善海经常被瓦斯熏倒在井下,但他仍然奋不顾身坚持工作。由于矿师和工人的努力,使得井巷工程清理完毕。 300马力绞车和水泵、通风设备等都得以运转。就这样,兴山四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边恢复边生产,两年后达到原设计能力。

  东山的矿井火大。在处理火区的时候,因为烟尘和瓦斯含量大,大家想办法用水浸湿棉衣穿在身上,再用湿毛巾堵住嘴冲入火区打密闭。就这样,还经常把人熏倒。于是就喝醋,有时一个井口一天要喝70到80斤醋。很多工人烧焦了头发和眉毛,面部和手臂烧成大大小小的水泡。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完全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为恢复生产努力拼搏。

  为了提高生产,支援解放战争,1946年12月17日,东北铁路总局党委指示鹤岗矿务局发动工人开展劳动竞赛。在1947年1月开展的增产竞赛活动中,工人们提出了“反对懒汉,创造模范”的口号。在竞赛中,兴山超产1200吨,南山超产129吨,其他采煤区的产量也都大幅度提高。为了切实提高生产,必须有安全作保证。于是,矿务局同时提出了加强煤矿安全的一系列措施,确保安全生产。在后勤保障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井下采掘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这样一来,有些干得好的工人工资比局长都高。还调来大批粮食,采掘工人每出一天勤,就发给1斤猪肉。使广大工人真正感到了翻身做主,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劳动竞赛和立功运动中去。

  1947年5月1日,鹤岗矿务局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并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广大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和立功运动。工人们第一次知道还有自己的节日,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在纪念大会上,各矿代表上台发言,进行挑应战,提出一系列比赛条件。发出“谁英雄,谁好汉,劳模会上见”的竞赛口号。南山矿代表孙好清首先发出挑战,他说:“谁要是能夺取大红旗,我孙好清就吹着笙,一步一个头磕着给送去!”东山矿的崔瑞台应战说:“红旗就是洋灰灌的,我们也要拔过来!”经过激烈地竞赛,孙好清夺得头功。

  由于开展劳动竞赛,1947年5月份,经过广大工人的努力拼搏,全局生产原煤154024吨,比4月份增长126%。东北铁路总局党委特来电表示慰问,并奖励50万元。矿务局购置了1万套棉衣,从这一年冬季开始,全体职工都穿上新棉衣。从这年“五一”开始,鹤岗矿山有了“大战红五月”的优良传统,70年来延续至今。

  由于缺少爆破材料,工人们就采取手刨镐的原始办法采煤,并开展了手刨镐竞赛活动。有的工人满手都是血泡,全然不顾,坚持工作。涌现出一批手刨镐能手,南山的孙好清,兴山的崔继绍,东山的崔瑞台,成为手刨镐标兵。

  在竞赛中,鹤岗矿务局涌现出一大批生产能手、劳动模范。1946年评选出各类劳模271人,1947年评选出劳模403名,其中有24名为全局劳动英雄。孙好清被评为特等英雄状元,成为鹤岗矿务局的一面红旗,并被提拔为南山矿矿长。孙好清是民主政权建立后,鹤岗煤矿第一个由工人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1949年,又发动了发明创造、技术改进高潮。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共提出152件发明革新项目。仅上半年,就涌现1400多名劳动模范。其中,尤以李庆萱发明的药壶式掏槽扦子最为著名,大幅度地提高了掘进工作效率。这项发明很快推广到西安(即辽源)、蛟河、大同等兄弟煤矿,并被东影拍成新闻纪录片。

  1948年8月,兴山市和鹤岗矿务局选出7名劳动模范出席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孙好清被大会选为主席台成员。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结束后,由吴玉章、朱学范、贺子珍等领导组成30余人的代表团来到兴山市参观访问。每到一处都受到兴山市和矿务局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代表团还参观了东影和中国医大。高度评价了兴山市和鹤岗矿务局在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东影为此拍了纪录片。

  1947年,来自延安的著名音乐家马可在鹤岗矿山体验生活时,看到翻身解放的矿山工人忘我的劳动热情,受到极大感染,他一口气写出《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这是第一支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歌曲。马可深入到井口和工厂征求工人意见并和工人一起研究修改,然后教唱,鹤岗工人第一次唱出这雄壮有力的旋律。这支红歌很快唱遍鹤岗矿山,唱遍全东北乃至全中国,70年来,它唱红了几个历史时期,唱红了几代人,经久不衰。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军部队调动频繁,全靠铁路运输,所以急需机车动力煤炭。当时的军运列车曾经因为没有煤烧,而烧柈子(木材),没有柈子就烧豆饼,甚至烧黄豆。

  鹤岗是东北第一个由共产党接收的大型煤矿,也是北满最大的煤矿,而且产量高煤质好,低磷低硫,是良好的动力煤。因此,鹤岗即承担起解放战争军运用煤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东北局规定,煤炭只用于军车动力,取暖不准烧煤。为此,陈云和张闻天以身作则,矿务局局长闵一帆亲眼看到他们家里和办公室不用煤取暖,只烧柴草和木材。

  为了确保解放战争铁路运输用煤,1946年8月,合江省副主席李范五、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郭洪涛和鹤岗矿务局局长闵一帆共同签署交接合同书,将鹤岗矿务局交给东北铁路总局领导,鹤岗煤炭全部军用。有一份资料记载:“1946年吕司令亲自来矿山要煤,组织3次突击生产。”吕司令就是赫赫有名的吕正操将军,他原是东北军的团长,张学良的部下,与张学良交情至厚。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1955年被毛主席授予上将军衔。足见当时的“燃煤之急”。

  到1946年末,全局产量达到53.46万吨,这在当时居东北解放区煤炭产量之首。1947年全局产量已达113.43万吨;1948年达到115.18万吨。经过4年的恢复,到1949年,共恢复矿井35处(含新建井4处、露天3处),采煤工作面总数为40个,掘进工作面总数为295个,年产量为176.24万吨。从鹤岗矿务局成立,到新中国诞生,鹤岗矿山共生产煤炭494.3万吨,这些煤炭除少量部分自用以外,全部用于东北解放战争军车动力用煤,就是火车头烧煤。充分保障“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以及辽沈战役的蒸汽机车用煤。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东北解放战争就是用鹤岗煤烧火车头运送兵力,冲锋陷阵打胜的。为此,受到东北铁路总局的通电嘉奖。嘉奖令称“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军用煤无缺,有功焉。特此通令嘉奖。”

  在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兴山市作为大后方,承担着支援前线、劳军、劳属等一系列光荣使命,为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此期间,全市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向前线运送子弹、手榴弹、军鞋、被服等物资和各种慰问品。然后,再从前线转移下来伤病员。1947年1月1日《合江日报》做了详细报道。

  兴山市的领导号召青壮年应征入伍,参军打老蒋,保卫胜利果实,到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仅只有3万人口的兴山市区,就有1500多名矿工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八路军出关时来了11万人的部队,待辽沈战役结束,浩浩荡荡的百万大军入关,剑指平津。这多出的90多万头戴狗皮帽子的兵员就是东北的优秀子弟兵,是我们的革命老前辈,他们打下平津战役后又挥师南下,饮马长江,胜利完成渡江战役,“横扫千军如卷席”,直到解放海南岛。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建立新中国立下卓著战功。男儿无处不青山,他们有很多人已经长眠在祖国各地,我们后生晚辈要永远怀念他们。

作者:    来源:鹤岗日报    编辑:苏德媛